2015年11月6日，陆琼（化名）生下双胞胎还未满月，接到一个陌生的手机来电，询问双胞胎的近况，并推荐上门催奶服务；双胞胎满月后不久，她又接到一家婴儿纪念品公司的来电，询问她是否需要给孩子剃胎毛。据悉，上千名预产期在去年11、12月份、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做过产检的女性接到过类似的陌生来电或短信。深圳母婴护理A公司向记者提供了这份预产期在去年11、12月份的泄露名单，内容详细，总人数超千人。（3月15日 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陆琼的遭遇，很多孕妇都碰到过。从孩子出生再到满月，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，他们随时可以为你提供同步的服务。婴儿服务公司热情的电话咨询，体贴周到的上门服务，这些固然令人欣慰。可是，大家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细节：婴儿服务公司竟然洞悉孕妇的一切动态，这是多么可怕啊。
深圳千余名孕妇的信息被泄露，是谁动了他们的个人信息啊？能顺利采集孕妇信息的，必然是妇幼保健院。孕妇产检的共性将信息泄露对象指向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，记者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事实。更令人惊恐的是，该院一名工作人员不但泄露了一千多名孕妇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联系电话、末次月经、孕周及预产期等详实的信息，还可以高价出售已经生产的孕妇信息。
孕妇信息被泄露，表面上看，那些购买信息的孕妇婴儿服务公司仅仅是得到了近水楼台之便，先一步向孕妇婴儿提供商品、服务，而孕妇仅仅是受到了电话或短信的骚扰而已，除此之外，似乎没有太多的危害。其实，孕妇信息泄露的危害远不止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猎取公民信息，未必全是为了商业需求，如果他们挖空心思地运用公民信息，从中找到作案的便利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按理说，婴幼儿服务公司把孕妇当作商品，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把孕妇信息当作商品，这些都应是违法行为，然而遗憾的是，他们违了什么法？这个非常模糊。目前，惩戒出售、利用公民信息行为的法律不少，但这些处罚条款零散地出现在数部法规中，不够集中也不尽针对性。再者，那些零散的法规条款多半都是事后处罚措施，而无事前的保护意愿。深圳孕妇信息泄露事件再次证实了出台《公民信息保护法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
一味地用事后惩戒的策略打击出售公民信息行为，恐怕治不了根本，我们必须建立事前防范与事后惩戒相结合的《公民信息保护法》。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深度发展，我们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，公民信息保护立法更具紧迫感，可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其实，民间早就有了公民信息保护立法的呼声，两会代表也曾多次提交公民信息保护立法的提案，然而，公民信息保护立法依然蹒跚而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