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政策，影响着公众的利益、大众的生活，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、群众的支持，这两方面，共同构成了公共政策的“公共性”。现实中，一些政策的调整和出台，却经常受到质疑、遭遇阻力。（人民网 8月3日）
公共政策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、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，政府再作出决策。也就是说，当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时，需要拿出协调利益方满足或均衡的可行方案和解决措施，并推进问题的解决和事态向前运转。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，需要行政智慧周全各方利益分配。
与公众情绪“交流”。公众情绪分为三类：一类是直接利益相关者，事件直接作用对象，会产生最为直观的情绪；一类是间接利益相关者，事件发生联想到自己的曾经或未来，会产生牵动的情绪；还有一类是利益参与者，事件对参与者本身并无太无关系，他们的参与会产生对公众情绪推波助澜或者疏导消退的影响。制定以及实施公众政策过程中，首先明晰公众情绪类别，与公众情绪“交流”做到分条析理。事件发生时，有针对性、有目的性、有预知性地处理应对各类情绪。更效率地分辨公众情绪，能够有效防止延误情绪处理的最佳时机，更是为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事实基础。
与社会舆论“对话”。当今，舆论环境、媒体格局、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，形式多样并且迅速及时。社会舆论一旦出现就会容易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很容易造成“众口难调”的错综局面。要第一时间拿出积极态度回应社会舆论，有问有答，与发生者产生互动，不能回避，但并不能仅停留于形式，应付了事，更要追根溯源。与此同时，更要掌握“对话”的分寸，把握好舆论引导语言和语气，精心把控、精准拿捏，恰如其分、恰到好处。 如此一来，与社会舆论“对话”的同时更能为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实施提供最可靠的事实来源。
与利益群体“沟通”。利益群众是发生事件的直接相关人群，他们切身的历经和感受，以及态度传播都是公共政策决策利益如何分配的一面“透析镜”和“放大镜”，通过与利益群众近距离不设限的了解，更能对事件产生有具象和真切的认知，对公共政策制定和事实提供最确切的事实依据。
总而言之，要想使公共政策产出与公众预期“零时间差”，政府、公众与社会各界“架桥铺路”，减少“信息逆差”势在必行。（王丹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