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之立信在于法之必行

       《史记》有记载：“孝公既用卫鞅，鞅欲变法，恐天下议己。令既具，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:"能徙者予五十金!"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”商鞅为顺利推行新的法令，遂以徙木立信，以此奠定变法的民心基础，这就是“徙木立信”的典故。
       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言，而难于言之必效。”商鞅以徙木立信，树立了变法权威，从而成就了强秦大业。制度治党也是如此。要树立制度的威严，产生震慑效果，就要让制度“带电长牙”，否则，制度就会沦为能够上墙，却难以落地的纸老虎、稻草人。
       近日，中共中央印发了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从问责主体、问责对象，到问责情形、问责方式等方面做了完善的规定，用立制的方式让党内问责得以法律化、系统化、标准化、具体化，可谓堵住了从严治党的制度漏洞，织密了从严治党的制度之网。然而，“人无信不立，政无信不威。”要让条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“利刃”，成为带点的“高压线”，关键在于严格用制，严肃责任追究，让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成为常态，从而确保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追究。
       要明晰责任范围，做到负责必明责。问责只是手段，明责才是目的。条例对应当负责任的领导群体，应当予以问责的多种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，促使党员领导干部由仅仅重视事后追责，转变为进一步重视和关注事前明责，从而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职要负责，用权要明责。因此，在落实问责条例的过程中，要将权力和责任关联起来，让各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划定权力范围的同时，明晰个人的责任范围，在受权的同时受责，确保权责并行；要将责任压力层层传导下去，制定责任清单，做到人人都有责，事事对应人，确保每一个人都做到知责而履责，明责而不避责。
       要明确监督主体，做到履责必督责。“失去监督的地方，是腐败滋生的温床。”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职负责，不仅要靠自律，更要靠他律。问责条例在划定监督主体时，明确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，因而，各级党组织不仅要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同时还要履行对管理权限范围内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责任，形成问责一人、触动一片的“责任链”。因此，在落实问责条例的过程中，各级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，不仅要明确自己的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更要明确从严治党监督责任，不仅要有责任清单，还要有督责清单，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，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性互动。
       要明细追究流程，做到失责必问责。“动员千遍，不如问责一次。”只有不折不扣的执行，才能使问责条例真正成为带点的高压线。因此，在问责中，每一个监督主体都要以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拗劲，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劲，以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的狠劲，对踩红线、闯雷区、触禁区的党员干部，坚决严肃查处，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；要坚持“党纪面前，人人平等”，不以权势大而破规，不以问题小而姑息，不以违者众而放任，不留“暗门”，不开“天窗”，坚决防止“破窗效应”；要将追责流程明细化，将追责标准度量化，使问责追究不存在主观操纵空间，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，让铁规发力，让禁令生威。
       《韩非子》有名言：“善张网者引其纲，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。”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遵循，就犹如治党之纲，运用得到，就能起到“提纲而众目张”的效果。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。相信，在层层监督、层层落实之下，党内问责必将实现法之立信，法之生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