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钱“买班”上：当代青年就业焦虑下的黑色幽

花钱“买班”上：当代青年就业焦虑下的黑色幽默

每天清晨，一群衣着整洁的年轻人走进杭州某写字楼，他们不仅无法领取工资，反而要支付30元“上班费”。在这家名为“假装上班无限公司”的空间里，工位、会议室、打印机一应俱全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正的就业岗位。

在杭州、重庆、北京等城市，一种新型的“假装上班”服务悄然走红。参与者每天支付30至150元不等的费用，换取一个工位和职场氛围，维持“正常上班”的假象。

这种看似荒诞的现象背后，反映了在16至24岁年轻人高达17%的失业率背景下，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困境和社会压力。当真实的就业机会稀缺时，年轻人选择用金钱购买一种“正常生活”的幻觉。

表面荒诞，内里辛酸。“假装上班公司”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职场表演舞台。这里有规章制度：不能迟到、不能在工位打呼噜、禁止办公室恋情。甚至有“假装面试”环节，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表，接受面试，通过后才能领取工牌。来这里的人背景各异：失业者、自由职业者、创业新手，甚至还有年入百万的老板出于好奇前来体验。他们各怀目的，有人为了给家人营造正常上班的假象，有人为了保持工作状态，有人则为了寻找社交归属感。

社会时钟与面子文化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社会声望”至关重要。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，更是社会身份和价值的象征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“场域理论”指出，职业头衔代表着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。这种面子文化使得失业或待业被视为个人失败的表现。许多年轻人选择假装上班，只是为了避免家人和朋友的质疑和同情，维持基本的尊严和社交体面。

社会对“正常生活”有着严格定义：按时上学、毕业、工作、成家。任何偏离这一轨迹的行为都会招来异样目光。“假装上班”正是在这种单一成功学压力下的无奈之举。

就业寒冬下的应对策略。当前就业市场形势严峻。城市的失业率已超过5%，而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17%。媒体将当前就业市场形容为“寒冬”。在这种环境下，“假装上班”成为年轻人的一种应对策略。它既是对外维持面子的手段，也是对内的自我安慰——通过保持上班的仪式感，避免陷入完全失控的状态。对于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来说，这类场所提供了低成本办公空间和社交机会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友浪认为，这本质上属于办公共享经济的衍生模式，具有一定合理性。

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。“假装上班”服务可能涉及法律风险。如果这些公司为参与者代缴社会保险，其行为已触及法律红线。《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》规定，以虚构劳动关系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属于违法行为，将面临处罚甚至刑事责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些“假装上班公司”已经开始提供代缴社保和伪造工资流水等违法服务。律师警告称，为了“面子”而触犯法律红线是不可取的。

表演性生存与身份认同。社会学家戈夫曼的“前台－后台”理论在这一现象中得到生动诠释。办公室是白领的“前台”，他们需要在这里展现高效、忙碌和价值感；而真实的疲惫、迷茫和职业困境则被隐藏在“后台”。当失业或待业状态打破了前台与后台的界限时，“假装上班”便成为他们维持社会表演的应急手段。在付费工位上，他们浏览招聘网站，却向父母谎称正在开会；在共享空间里啃面包当午餐，却在朋友圈晒出咖啡馆的定位。这种表演性生存的背后，是多重社会关系构成的压力网络。在家庭层面，“稳定工作”仍然是多数父母衡量子女成功的标准。在社交层面，同学聚会的话题总离不开“公司平台”和“晋升空间”。

从“假装上班”到真实价值。尽管看似荒诞，但一些参与者确实从这种经历中获得了真实价值。有人在这里从“假上班”转变为“真创业”。一位来自贵阳的小伙子原本只是租用工位，但在与他人的交流中，意外加入了老板的另一家公司，实现了职业生涯的转折。“假装上班公司”的创始人陈英健提倡一种“假装精神”。他认为：“人如果愿意去假装做一件事情，那起码是有上进心的，假装久了，就变成真上班真工作了。”对于一些自由职业者来说，这种环境提供了规律作息和社交机会，帮助克服居家工作的孤独感和懒散状态。

 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。“假装上班”现象的火爆，为社会支持体系敲响了一记警钟。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，当求职周期可能拉长，我们是否为这些群体提供了足够的公共空间和心理支持？相关部门和社区或许可以考虑提供更多普惠性的共享办公空间、组织职业技能交流活动、开展心理疏导服务等，从根本上为这些群体提供更实在的帮助。当社会能够为不同职业状态的人提供更包容的环境、更完善的支持，当每个人都能在真实的生活与工作中找到归属感与价值感，或许“假装上班”的需求便会自然消解。（邦洞街道办事处  谢青秀供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