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红包”不再“红”不能止于干部拒收上缴

        3月30日，,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“南粤清风”通报称,2015年,全省查处违规收送“红包”礼金558人,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“红包”礼金9058.3万元。据统计,2013年至2015年,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收送“红包”问题724件,处分743人。（3月31日《新快报》）
         红包最初的意义是压岁钱，是过农历春节时长辈给小孩用红纸包裹的钱。但是，现在红包变成了一种“特殊礼品”，尤其盛行于官场。用小红包大腐败来表达也不为过，红包的渗透让反腐的压力更大了。
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“红包”礼金9058.3万元可以说是反腐的正能量，但是却暴露出了反腐败的任务更艰巨了。虽然自十八大以来，在反腐败、反“四风”、八项规定的高压下，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，但是这上缴的“红包”数额之大，也不得不令人心惊。
        坚决治理腐败现象的担子更重了，信念更坚决了。而“红包”是打开腐败的闸门，要治理红包腐败，就需要消除“红包”，就需要解决“红包”为什么这样“红”？
       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“红包”贴上了合理的标签，制度的短板，责任的缺失，权钱交易为“红包”提供了异化的土壤，利益的需求，社会风气的泛滥，戒尺的松懈为“红包”提供了寻租的空间，收钱人胆大，送钱人也胆大，“红包”也就“红”了。
        干部拒收上缴“红包”可以说是一种主动反腐败的方式，不过这种方式更确切地说是一种“逃避式”反腐，害怕碰上送钱者，碰上又要费心费力地拒绝，实属于一种被动反腐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。
        要从根本上解决“红包”问题，需要从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，坚守两种从政上出发，更要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，不仅要有大方针，更需要制度细化，不留下一点“红包”生存的土壤，走依法治腐之路，让“红包”不再，腐败必当远去。